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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天后，我坐的火车抵达了南方的沿海特区。
这里的空气潮湿闷热，却透着一股子野蛮生长的鲜活劲儿。
我在城中村租了一间窄小的石棉瓦棚子，
用身上仅剩的钱，去旧货市场淘了一台二手的燕牌缝纫机。
摆摊，接活，裁布。
南方开放的春风吹散了我骨子里的穷酸和憋屈。
我做的衣服，不再是那种灰扑扑、死气沉沉的罩衫。
我敢用大红的的确良，敢在衣角绣上艳丽的花样。
缝纫机踏板的起伏中，我的心，一点点缝补齐整，重新跳动了起来。
而在北方的家属院，周建军的日子已经成了烂泥潭。
他找不到我，又不敢声张我是跑了，只能硬着头皮编瞎话。
可纸包不住火。
李雪娇闹到了厂办，哭天抢地告他耍流氓。
“作风问题”在那个年代就是悬在头顶的铡刀。
厂里成立了调查组，他不仅被撤了科长的职，还被下放到了最苦最累的翻砂车间。
半年后，由于车间效益不好，他连工资都发不出来。
一个大雨滂沱的傍晚。
被厂里派到南方来催要欠款的周建军，像个落魄的乞丐。
他满身泥泞地走在繁华的夜市街头，看着满街闪烁的霓虹灯，眼神发直。
为了躲雨，他一头扎进了一家装修洋气的新式服装店。
店里放着邓丽君的歌，挂满了见都没见过的时髦衣裳。
他的目光，突然死死钉在了正中央模特身上的一条裙子上。
那是一条改良过的盘扣长裙。
在衣摆最显眼的位置，绣着一枝枯木上迎风怒放的红海棠。
那针脚的走向，那把死物绣活的灵气。
他只看一眼，脑子里就“嗡”地一声炸开了。
这是玉兰的手艺。
裙子的吊牌上，印着两个烫金的小字——“破茧”。
那是她亲手掐断过去，给自己绣的新生。
周建军站在那条裙子前，浑身的血液都像被冻结了。
他以为离了他，那个满身煤灰的农村女人只能回乡下种地，或者饿死在街头。
原来，她不是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。
她只是挣脱了他套在脖子上的枷锁，在更广阔的天地里，活成了他高攀不起的样子。